一是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我国在2000年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各级政府对于信贷、土地等许多资源仍保持着配置的权力。比如因为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到位，致使信贷资源（资本资源）的配置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各级领导人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十五”计划（2001～2005）期间，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可支配的重要资源——土地，从农民手中征收来的土地，其配置权力不在市场，而在各级政府。

    二是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以GDP为主的政绩标准不但存在于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之中，而且人大会考核领导干部和地区之间政绩的比较也采用这个标准。这就使得各级政府热衷于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或者借助招商引资，通过大量投入资金和其他资源在短期内实现GDP的高速增长。

    三是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一半来源于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与产值直接挂钩，产值大税收就多，政府的日子就好过。所以从财政收入角度考虑，也会迫使各级政府追求产值的增长。在“十五”期间就出现一种现象，即各个地方不顾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那些产值大、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或者低水平的加工、装配工业。

    四是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一个因素。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由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或者一个大企业，资源在各个部门、各单位之间的配置是通过中央计划、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所以资源定价采取从低的原则。计划经济的这种传统直到现在仍然在保持着。我国市场化的改革是采取了“增量改革”的办法，即先维持“存量”（主要是原有的国有经济），靠“增量”部分（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改造国民经济，在“增量改革”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对原有的“存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种改革战略使我国改革在过去20多年得以平稳地推进，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保持高速度的增长，对外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扩大。增量改革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负面效应，其主要表现是：市场形成或称市场化过程在商品市场方面进行得比较快，而在要素市场方面进行得很慢。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价格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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