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发展历程来看，我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就试图沿着苏联式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采取投资和资源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二是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拉动经济增长。但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就发现了依靠粗放增长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高积累、高指标、低效率使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产业结构也高度扭曲，重工业片面发展，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受到严重破坏。所以毛主席在1956年提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安排农轻重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没有解决体制问题和工业化道路问题，反而在1958年发动了更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的运动（“大跃进”），而且规定荒谬的钢铁增长目标，结果就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以后在六、七十年代又用巨额投资搞“三线建设”（主要是军事工业）。以致在1957到1976年的20年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文化大革命”时国民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总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解决粗放增长的问题。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面对着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调整，经济结构才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和商业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直到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才明确地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即实现从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且在“九五”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进步是有限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转变增长方式的努力主要着重于它的后果（即产业机构和投资消费结构），而没有能够着重改变它的原因（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

　　粗放增长方式最深刻的体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制度。增长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原因在于，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地存在，换言之，就是没有完全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归纳起来，这种体制性障碍有以下四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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